此项政策的变化，只是央行近年来汇改“组合拳”中的一招，仍然引得业界热切关注，许多对海外投资“跃跃欲试”的企业开始“摩拳擦掌”。那么，央行渐渐松开多年来“严出”的“紧箍咒”政策，用意何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程是否真的从此变成一片坦途？
解决“双顺差”的最优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认为，外汇管理政策从2004年以来就有明显的变化，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向中国不断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此次政策变化的核心用意就是解决顺差过大问题，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的信贷不断扩张，给目前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果改变“宽进严出”落到实处，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国内货币政策现在面对的这些压力。
建国以来，我国对外汇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外汇是政府掌握的一种稀缺性资源，加入WTO以后，开放的速度加大，经济关系的均衡发生了一些倾斜，顺差越来越大，导致贸易的摩擦和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加之现阶段国内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呈现双顺差，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一态势日益加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何平指出，对外出口增大，经济关系复杂化，中国的顺差扩大并不完全是由中国民族企业导致的，从近两年的情况看，60%是由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导致的，这种情况导致的顺差和国家利益并不是同方向的。
解决双顺差、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大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业界也是小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就是大幅提高汇率，其思路是，与其让升值预期持续存在，不如让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记者分析，此办法看似简单实则草率。人民币小幅升值未尝不可，而且，汇改后的两年多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小步升值之中。但人民币大幅升值或一步到位则断然不可，必须明确，我国目前仍属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在不断转型之中。
在此背景下，如若大幅升值，后果难料，极有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大面积的"杀伤"，带来整体经济增长的滑坡。因此，第二种策略，即让企业“走出去”当为更优选择。因为，它一方面通过外汇流出将会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另一方面，企业购汇则意味着收缩国内流动性，将会缓解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因此能够在不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放眼全球，中国企业要勇于“走出去”
本次政策调整，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从金融政策上支持更多的企业走国际化的路线。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首当其冲应当是改革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取消不必要的管制，简化手续。
彭兴韵表示，此举将改变单项的资本流动的格局，实现双向资本流动，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是外汇管理体制变化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地位的增强，也要求国内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来讲，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我们也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投资视野，更多选择的机会。央行改变汇管政策将为国内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便利的途径。大量企业到海外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顺差，对中国解决贸易争端也有一些好处，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它的战略意义是多方面的。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体来看，成功的案例还是相对比较少。谈及此，郭田勇提到了TCL，当年赫赫有名的并购后来成了TCL的负担，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掀起海外并购浪潮的时候，TCL的教训值得其他企业引为警示。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消费趋势，在不同国家将人力作为资本的投入产出规则、跨国沟通以及文化的融合，种种现实的问题，判断稍有失误，成本黑洞就可能无限扩大，在管理水平上大多数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虽然存在风险，但是仍须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国企业才能够做大做强，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出海”需配套措施“护航”
此项政策的松动，国家的强制性管制少了，企业的自主权加大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自上而下的“层层把关”少了，企业自身需要防范的风险加大了，是否会造成资产不必要的损失呢？
“从2005年汇率机制改革以后，央行在促进汇率的衍生产品发展方面一直在做一些比较大的努力，也是在为改变资本“宽进严出”的政策做一些准备。”彭兴韵表示。
据悉，央行一直在致力于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交易品种，发展外汇远期、掉期等衍生品种，这不仅有利于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减少“走出去”的后顾之忧。
作为研究银行业方面的专家，郭田勇特别指出，当前还需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包括探索采取并购方式参股境外金融机构。从微观层面来看，中资金融机构选择海外扩张也是应对市场考验的必然选择，因为，海外扩张能够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转移，有效降低总体风险。以汇率风险为例，随着三家国有大型银行陆续在海外上市，它们募集的巨额外汇资金，在人民币连续升值的环境下正面临贬值风险。而通过海外扩张对外币进行投资，无疑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
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张能够为本国企业的跨国发展“保驾护航”。比如，中资银行在为本国企业提供服务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企业多是中资银行的客户，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开户行为自己办理业务；中资银行由于已经掌握企业的详细信息，无须再作烦琐、消耗成本的调查以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所处行业状况等。并且在一致的文化背景下，本土的企业与银行的沟通自然更加有效。因此，支持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扩张也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保障。
何平认为，在金融之外也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制定相应的标准，对有“走出去”需求的企业进行评级，并给予相应的指导，使其在治理结构、会计制度等方面进行自我完善，适应国际化的要求。
机遇与风险并存，企业须练“硬功夫”
种种发展条件已经铺就，中国企业“出海”是否就会“顺风顺水”，一片光明呢？
何平指出，日本当年应对顺差大的战略是直接到国外建厂，但是在核心技术的掌握上，中国和日本还是有所不同的。“走出去”将迫使企业强化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客观上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因为劳动力成本等诸多因素，中国企业在海外属于高成本经营，海尔的成功经验是比较值得借鉴的，它把在美国建厂和中国工厂出口结合起来，把内外战略结合起来。通过努力，海尔的企业竞争力,已经可以和国际著名家电企业比肩。
何平同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和当地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相融合，并非一日之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交一些“学费”，但是能把中国民族企业做大做强，也是值得的。
来源：《财会信报》
